可以說一部《大學》就是一部管理學經典。
　　西方人從中國古代智慧中尋求管理的救世良方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7世紀，西方管理學者就已意識到管理學離不開中國智慧，他們便回過頭來，求助于東方智慧。17世紀末，來到中國的意大利人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在法國出版，于是孔子思想在歐洲各國知識分子中間流行開來。當時有“歐洲孔子”之稱的魁奈和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都把孔子的畫像供奉在自家的禮拜堂里。依照美國漢學家顧立雅的說法，“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
　　與儒家相比，《道德經》、《孫子兵法》因其實用性而更受歡迎。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強調：“你想成為管理人才嗎？必須去讀《孫子兵法》！”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經營秘訣是什么？”時強調：“我并沒有什么秘訣，我經營的唯一方法是經常順應自然的法則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這種理念實際上是老子“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孫子兵法》也同樣受到軍事界的厚愛，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孫子兵法》被西點軍校列為教學參考書。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洛杉磯時報》記者采訪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時，發現其辦公桌上擺著兩本書：一本是《愷撒傳》，另一本就是《孫子兵法》。
　　縱觀中西方的成功企業，其管理都離不開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即使是沒有專門研究過中國傳統哲學，也是異曲同工地應用了中國傳統哲學智慧。著名企業家李嘉誠在談到“企業管理理念是什么”時說：“我的管理理念是把流暢的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模式與西方理性的科學管理相結合”。前通用CEO杰克韋爾奇說過：“你簡直無法想象讓人們變得簡單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他們恐懼簡單，唯恐一旦自己變得簡單就會被人說頭腦簡單。而現實中事實正相反，那些思路清楚、堅忍不拔、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們正是最簡單的人！”他這一理念的源泉是來源于孔子“大道至簡”的哲學思想。
　　就在國外的管理者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管理智慧時，我們的企業家卻對自己的文化瑰寶視而不見，其實只是缺乏自信和盲目崇洋媚外。在西方管理理念盛行的當下社會，如何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把中國優秀的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哲學思維模式加入到企業管理中，在現代化的管理體系中運用傳統文化的領導謀略，達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式管理模式，成為新世紀中國企業家和管理咨詢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就是中國企業家管理企業的“道”，而西方的管理科學是管理的“器”。我們把管理之“器”與管理之“道”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叫做中國化管理，中國化管理模式就是根據中國社會的特點，中國企業的具體情況，把中國優秀的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哲學思維模式加入到企業管理中去，用中國人的哲學思想來管理中國人，以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作為管理之“道”，用西方科學的管理流程作為管理之“器”，這種管理的“道”與“器”的結合其實更能使中國企業更能在揚棄的理念下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西方科學的管理模式。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愛忠恕的倫理情操、內圣外王的處世風范、以身發財的商業法則、上善若水的生命智慧、知行合一的心智修煉和明心見性的自我超越等等，不僅讓中國企業家學會管理之器，更使中國企業家在體會和學習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中領會管理之道。
　　大道行簡，看似復雜的管理過程，如果我們掌握了管理的本質，其實管理就會變得很簡單，而中國傳統智慧是開啟管理實質的鑰匙。
　　北宋大文豪蘇軾既強調技的作用，更關注道的統率作用：他曾舉過一個例子，說的是南方善潛水者的技巧得自于長期的練習，掌握了潛水之道后能夠熟悉水性，出入自如，他在《日喻》中寫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一個事物，道是主體，管理也如此，道不外求，我們盲目崇拜和學習外國管理時，不妨回過頭來學習一下中國化管理思想，只有中國化管理才能真正把“制度流程與中國人文管理相結合“，才能符合中國本土企業的人文環境，才能使中國企業家從簡單學習西方的工匠蛻變成熟知管理哲學思想的藝術大師，才能讓中國企業建立一個有能力進行持續性無懼革新的組織。
　　以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為核心的中國化管理的理論實踐和探索為中國管理理論能夠在世界管理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性，我們應該在這條路上大膽實踐下去，并總結出相關的理論體系，這恐怕是中國企業家和管理學者最崇高的使命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