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喜歡讀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包括《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四大名著都與管理有關：《西游記》講的是團隊管理；《紅樓夢》屬于管理哲學，講的是一個組織無中生有、最終復歸于無的生命輪回；《三國演義》講的是三個組織之間的競爭；《水滸傳》講的是一個組織的創業史。在四大名著中我比較喜歡品《三國演義》，尤其是喜歡品讀其中的管理文化。

　　魏國是三國中實力最強的一方，處于組織發展的成長期。《三國》第十七回濃筆渲染了曹操割發代首的故事。曹操在征討張秀的途中，為安撫民心，通諭沿途士民官吏，曹軍“凡過麥田有踐踏者，并皆斬首”。命令一下，全軍肅然，不敢踐踏麥田，但是，偏偏曹操的坐騎被驚鳩驚嚇竄入麥田，踏倒了一大片麥田。曹操叫來行軍主簿議罪，要求對自己加刑，主簿十分為難，曹操說：我自己下達的禁令，現在自己違反了，如果不處罰，怎么能夠服眾呢？謀士郭嘉引用《春秋》為其開脫，曹操便順水推舟，說“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說，吾姑免死”。但是形式還是要走的，曹操用劍割下一縷頭發擲于地上，對部下說：“權以發代首”。曹操的變通處罰對于組織紀律的養成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

　　處于成長期的組織（包括現在的企業）由于組織結構龐大，人員眾多，在短時間內使這么多的人思想統一、步調一致，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形式上用制度進行強制性規范，在執行中以結果為導向。制度管理是成長期組織管理的鮮明特點，這個時期組織文化突出的是組織在管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強調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領導要以身作則。要求下級在創業期形成的“服從領導”轉變為成長期的“服從組織”。包括組織中的最高領導也要服從組織。曹操“以發代首”的處罰方式與執行制度并不矛盾，在組織文化建設中具有正向作用。

　　蜀國是三國中實力最弱的一方，曹魏曾經試圖兼并它，蜀國于是和孫吳政權建立政治聯盟。蜀國處于創業期，基本任務是“活下去”。創業期組織的管理彰顯的是人的作用，當關鍵人物和制度發生沖突時，顧全人而修改制度。有兩個例子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第一個例子是“兩張軍令狀”的故事，第二個例子是“一樣事情兩樣結果”的故事。

　　“兩張軍令狀”說的是關羽義釋曹操與馬謖誤失街亭的故事。赤壁之戰時關羽奉命把守華容道，劉備對關羽是否會對曹操義氣用事深有疑問，說“吾弟義氣深重，若曹軍果然投了華容道，只恐端的放了”。而諸葛亮出于戰術思想考慮并非要關羽與曹軍拼個魚死網破。關羽放掉曹操后并未按軍令狀兌現，只是“權記過，容將功折罪”的處分。

　　馬謖守街亭也是立了軍令狀的，馬謖失街亭后，諸葛亮宣布“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軍紀何以服眾？”揮淚將馬謖殺掉。有人為馬謖鳴冤，說“同樣是立了軍令狀的，與關羽的處分結果相比，馬謖何其怨也！”。

　　“兩樣結果”說的是諸葛亮六出祁山時，接連兩次有人妄奏，造成很壞的后果。兩次妄奏形式幾乎一模一樣，諸葛亮給兩人的處罰不一樣。

　　《三國》第一百回，諸葛亮第一次被召回，是因為司馬懿指使蜀國叛將茍安散步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心，早晚欲為帝”，宦官“聞之大驚，即入內奏帝”。諸葛亮被后主召回后，“將妄奏宦官誅戮”。 第二次被召回是在《三國》一百零一回，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己過”。諸葛亮欲斬之，因李嚴是“先帝托孤之臣”，只好奏請后主將李嚴“謫為庶人”。兩次妄奏，宦官屬于無心之過，李嚴則是有心之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在處理這兩件事上諸葛亮卻輕重顛倒。

　　以上兩件事的處理上，有人評價說諸葛亮不分是非。在一般人看來，于情于理都讓人不能理解。站在組織管理角度看，不是諸葛亮昏庸，恰恰是蜀國高管層的明智之舉。任何組織在它的創業期，組織能力遠不如競爭對手，無法以自己的實力與對手展開正面交鋒。它的管理思想不能用正，只能用奇。用奇就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管理上依靠的是領導的作用而不是組織作用，在執行上靠的是專業骨干人員。對這些人的管理采取的是情勢管理模式，從尋求將才的“桃園三結義”，到補充領導層人才類型結構性矛盾的“三顧茅廬”，再到以上兩個案例的處理結果，無不根據人的實際價值作為衡量標準。這個階段的管理文化是個性化人治管理，人的價值比組織制度重要。諸葛亮的處罰方式與組織所處發展階段的要求并不矛盾，對組織建設有正向作用，上合天道，中合組織管理之道，下合領導之道。

　　組織在發展過程中，不同發展階段對管理有著不同的要求。魏國與蜀國雖然彰顯出的管理文化不一樣，對組織建設都有推動作用。現代企業的管理也是這個道理，管理模式一定要與企業發展的階段性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