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一個勤勞致富的民族？還是需要一個投機盛行的民族？這是核心價值觀的問題，是金融要把中國經濟引向何方的問題？現在，以余額寶的收益率是2%，還是0.63%來質疑我的觀點，但如果深明大義，那2%還是0.63%這個問題重要嗎？

　　
　　我挨罵了，什么話都有，很慘！可以理解，其實從罵聲中，我更多聽到的是對銀行的怨氣。我也經常痛斥銀行，但我的立場是實業，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不僅和西方銀行業學會了嫌貧愛富，而且學會了如何壓榨實業，但風險控制，尊重股東權益、大比例分紅的品行反而沒有學會。記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時，內資銀行擔心它們會搶走貸款客戶。但不曾想，人家來了不搶貸款客戶，而搶的是“富人銀行業務”。結果，國內銀行也開始提高富人服務水準，而小老百姓越來越不入它們的法眼。
　　
　　當今銀行卻有這樣的特點：所謂“二八特質”。80%的存款是富人創造的，80%的利潤是大客戶創造的。這樣的利益格局，驅使銀行必然嫌貧愛富，小老百姓能夠獲得的銀行服務質次價高。如果說，“互聯網金融”可以提供質高價低的銀行服務、能夠更好地為我們這些草根服務，那我不僅認同，而且為之歡呼。那才會對傳統銀行構成平等的、有效的競爭。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所謂的“互聯網金融”僅僅停留在貨幣市場當中，它們通過構建很高的收益預期和方便的互聯網通道，從銀行把老百姓存款吸出來，制造銀行系統的流動性緊張（供不應求），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協議定存方式把錢存給銀行，并從中漁利。老百姓歡迎，因為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存款收益；余額寶及貨幣基金高興，因為它們瞬間獲得了巨額集資，并以越來越大的基數獲得贏利；銀行哭了、渴了，是因為它們的利潤被蠶食了。
　　
　　老百姓只看到了這些。這有什么不好？問題是，判斷市場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從參與主體各方利益的立場出發，同時還需要有一個更重要的立場，那就是：國家宏觀經濟利益的立場。我之所以呼吁“取締余額寶”，正是出于國家宏觀經濟利益的立場。有人會問，老百姓的利益不就是國家利益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有時卻有矛盾。舉一個極致一點的案例。“金三角”地區的老百姓幾乎以種植鴉片為生，老百姓不管這些鴉片最終變成毒品還是藥品，他們只管種了賺點錢。但這樣的“賺錢”政府要不要管，無序的種植要不要被取締？取締了會不會傷害當地百姓的利益？
　　
　　那么，站在國家宏觀經濟立場上，我們應當如何判斷“余額寶商業模式”的對錯？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假定糧食購銷系統是壟斷經營的，現在有位大亨設計了這樣一套玩法：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參與，一斤可以參與，1萬噸也可以。市場上2元一斤賣糧，而我保證以2.2元一斤收購。同時大亨承諾，日后賺的錢，我只留10%，而余下的利潤都將分配給參與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這件事可以一夜之間讓所有中國人知道，而且大亨有辦法讓老百姓身不動、膀不搖坐在家里交了錢就等著分紅。
　　
　　一旦上述游戲開始后，會發生什么事？糧食系統的糧食一夜之間就會被賣光，至少糧食市場供應會發生嚴重短缺對嗎？當糧食價格被迫上漲到3元，大亨告訴糧食購銷系統，我有糧食，3元一斤賣給你。糧食購銷系統為了維系糧食供給，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大亨每斤糧食賺了8毛錢。大亨說，我每斤只留8分錢利潤，其余都分配給參與的老百姓。
　　
　　這時候有人開始為之唱贊歌。說這是“打破糧食購銷系統的壟斷”，是“推動糧食價格市場化”，是“讓所有老百姓都有資格參與糧食購銷并從中受益”。
　　
　　這樣的說法對嗎？這不是綁架公眾利益、并打著改革的旗幟干壞事嗎？這不是糧食市場操縱嗎？政府不該管嗎？我想用不著我多說，大家自有公論。不幸的是，這件事發生在金融市場，而不是糧食市場。恰恰因為金融市場運行離老百姓很遠，所以大家看不清這種行為的后果。我想，如果這樣的事情不能得到政府的制止，導致利率的上漲，最終像前文所提的糧食一樣，全社會為之買單。我們總以為糧價上漲就是糧價上漲，不關聯其他市場。但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糧食價格上漲會引發牙膏、肥皂、豬肉、蔬菜等所有消費品價格上漲。
　　
　　一樣的。銀行存款利率上漲，必然引發貸款利率上漲，貸款利率上漲推高企業生產成本，最終必然反映到所有商品價格上。不是這個道理嗎？如果是經濟學家否認這件事，或者看不懂這件事情，那就是他明顯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再從宏觀經濟意義上講，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已經非常大了，國際經濟的不穩定也正在沖擊著中國經濟安全。就在中國經濟風險如此巨大之時，利率大漲，而且是央行失控下上漲，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一旦中國經濟失速，大量企業破產，誰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余額寶”的經營者，還是老百姓？
　　
　　當然，現在“余額寶們”的危害還小，但這種“錢炒錢，利率越炒越高”的惡性循環趨勢卻是我們不得不高度關注的事情。其實，這其中誰最受益？還是有錢人，他們完全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變成食利者階層，這是不是在進一步摧毀一個民族的實業精神？有人會說“你言重了”。可能我言重了，但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實實在在存在吧？有人會說，量變也不是從“余額寶”開始的呀？不錯，但余額寶讓浮躁的民族心態以光速深入到了社會最底層，加速了量變對嗎？
　　
　　我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一個勤勞致富的民族？還是需要一個投機盛行的民族？這是核心價值觀的問題，是金融要把中國經濟引向何方的問題？現在，以余額寶的收益率是2%，還是0.63%來質疑我的觀點，但如果深明大義，那2%還是0.63%這個問題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