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的歸路
　　我們完成了原始積累，但財富都是哪里來的？作為受過儒家訓練的一代企業家們，在思考這個問題。同時這也是全世界的一個精神問題了，金融危機之后，大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現代性困境在西方社會是沒有出路的，我不認為人類有希望。那么從企業目前的倫理上來說，不可能有出路，為什么？就是競爭，就是“狼性原則”。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在考慮，我們是不是有自己的企業管理學。
　　第二個問題，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的社會，應該往哪里去。在這兒我就想回到我們探討的儒商以后的出路問題。現在出現的是世界性的失序，右翼勢力的興起、金融危機、民族沖突、生態危機在世界不同角落不斷上演。新教倫理已經不夠用了，它再用簡單的至善就是掙錢的理論，無法再往前走了。為什么？因為要掙錢就要競爭、要競爭就是狼性原則，這個東西在現代社會就被證明是有問題的。就是要看到啟蒙的惡果，啟蒙的負面性表現得無限充分。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人徹底墮落了。所有的人都是貪婪的，華爾街多么貪婪，當然中國的“土豪”也貪婪。普世價值被工具化、被神化。資本主義精神現在走到了一個困境，你的文化是不是唯一的？你是唯一的，你把全世界人類帶向深淵，此外，歷史是不是終結了？前途何在？所以，當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被破除之后，是不是人類存在著一個需要證明的共同指向呢？
　　我覺得中國的“儒商”在這個時候提出來，就有責任價值了。在儒家理論、倫理里，要注入市場精神。市場，是一個競爭的概念，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它最能體現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一定要有市場，沒有市場只有壟斷，那只有極權，什么都別想。
　　新時期的“儒商”已經由杜維明先生定義了，那么應該和能夠干些什么呢？我試想：
　　第一，在儒家理論框架下完成古典主義啟蒙任務。
　　我不認為啟蒙完成了，我也不認為我們必須打倒它。我們要承認，商人們過于恐懼和迷信權力，從心里并不承認和相信民主平等，在一個社會普遍尋租的時候，商人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社會的代價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喪失，社會就分成有錢的人和沒錢的人、有權的人和無權的人、有自由的人和喪失自由的人、高貴的人和低賤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古典主義啟蒙任務在中國的當下有必要推行。作為儒商來說，有責任跟這個社會共同建設一個正義的社會結構，避免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鐵籠現象”的繼續出現。那么商人要做到自身人格的維護。既然要講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你不能有了錢了，變成土豪了，就官商勾結，不管平民百姓。在這個時候，先保持商人自身的人格尊嚴，離政治遠一點，離權力遠一點。這是在古典主義啟蒙當中商人自己首先應該體現的。
　　第二，進行反啟蒙的啟蒙清理。
　　我們對過去一定要進行清理。這啟蒙對不對？從主題上來說它是對的，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但是，我們要反對啟蒙當中帶來的惡果的東西。反對理論工具化，警惕宏大敘事神話導致極權現象，從而讓市場蛻變為背書，要開始考慮誰被落下了，以及什么被讓渡了。從中國當下的現代性困境出發，我們有理由提出來的，我們也深受其害啊。物質這么發達，人的精神都分裂了。我們現在越來越富了，越來越不自由了。整個社會都在抱怨，互相罵，成當下時代的“時髦”了。為什么？人的心靈失落了，沒有地方可去了。那么儒商要做的就是擺脫新教倫理帶來的“叢林法則”。不是說你打贏了就是爺，競爭要有度。這個時候要和諧，跟自然要和諧，跟社會要和諧，跟你的競爭對手要和諧。所以，那種斷言，那種中國必須補課的啟蒙神話迷戀是要反對的。
　　第三，“與上帝和解”，開始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歷史新啟蒙。
　　我們把上帝殺死了，我們覺得人了不起，什么都能干，突然發現人比上帝更壞，所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都是從德國起來的？實際上，我們要看到，就是因為從尼采呼喚“超人”的出現，到海德格爾的“上帝”的等待，再到馬克斯·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合法性肯定，然后到熊彼特完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強人——企業家精神的建立，企業家終于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以至于走向了反面，操縱市場，操縱社會，導致了一系列大的金融危機。這就是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這就是啟蒙的惡果，這就是現代性困境。而且這種困境是無解的。如此下去，人類是沒有出路的。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講“天人合一”，就是跟上帝和解。中國的儒家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回到“人”本身來，回到中國的儒家倫理體系來，我們希望最后的結局就是——人要詩意地棲居。儒商要培養自身的貴族氣質，回歸社會，謙卑自省，與大眾和解，最終跟上帝、天理和解。
　　第四，彰顯浪漫主義色彩推使儒家倫理為主導的新時代啟蒙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
　　為什么叫浪漫主義？這是我最近研究的一個問題。現代性、現代主義走到頭了，我們該怎么辦？我們回到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的生活本來應該那樣美好的”，就是“浪漫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要探討，儒家理論為主導的新時代啟蒙。這個當中啟蒙對人類精神應該歸到“仁義禮智信”。為什么？我們應該承認存在普世價值，但這個普世價值用什么樣的詞語來表達，用什么樣的文化來包容，我們可以探討。我認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能夠包容所有自由、公平、公正、民主這些含義的。所以應該回到一個“仁義禮智信”的人性的心靈的東西，“生活本該如此”，這是我們的理想國。
　　這個時候，儒商能夠擺脫“半人半獸”的角色。商人是人，但同時商人也是經濟動物，這是馬克思說過的。我們最后要涅槃，終成正果，到達彼岸。我們要從“半人半獸”回歸到儒商，從儒商擺脫這個困境。
　　另外，必須補充的是，在儒商的概念考古意義上，可以強調：儒商在肩負市場教化責任的同時，也要批判和反對儒學系統的原教旨主義，因為，極有可能在原教旨主義色彩下，儒家倫理首先被工具化。其實，這也是歷經幾千年儒學上升為儒教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儒學都被政治化，構成統治天下的法理系統核心了。其次，堅決反對儒家倫理的被神話。需要一種“祛魅”的歷史性清理，神話之下是尼采的“末人”，是“勞心者”用以教化“勞力者”的術。再者，一定要看到當下存在儒家倫理被世俗化的傾向。在儒學回歸的旗幟下，那種自覺或不自覺甚至是別有用心的以儒家的名義推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人或行為，都對儒學系統、儒家倫理的回歸造成極大傷害，從而釀成歷史、民族悲劇。綜此，二十一世紀儒商階層的建立和出現實屬不易。但也許，恰恰是因為二十一世紀的儒商正好既擔承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場“英雄”角色，因而是國際的，指向未來的，又在儒家倫理回歸方面擔承現代性構建、普世性解釋的“中介”角色。因而，儒商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會是體現人類進步的希望所在，是那個終能到達彼岸的先行者。
　　當然，也希望這樣的儒商不要成為另一種神話。
　　結語
　　尼采在1882年2月19日給勃蘭兌斯的信中說：“您在‘現代性’觀念問題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樂于接受的恩惠。因為，說來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盤旋于這一最主要的價值問題之上。我像鳥一樣飛翔于高高的天際，盼望著能以盡可能非現代性的眼睛考察現代世界的一切。”這個“非現代性的眼睛”特別有意思。我現在在研究佛教。我曾在扎什倫布寺向我的老師請教，我說我們這個社會眼花繚亂，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佛經那么多年了，它不會改嗎？我的老師告訴我說，永遠不會改。突然我就明白了，確實存在一個永遠不變的世界的，但我們又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波特萊爾所說的短暫的現代性的世界。尼采為什么說這句話？我認為，他是要回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也就要回到我們儒家理論的探討，就像圣經一樣，一個標準放在那兒，也是不變的。我們現在用不變的理論體系，用這個眼光，回頭看看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是多么骯臟，多么惡心，那么明天應該是什么樣的？
　　在這個意義上，重歸傳統的儒家倫理體系，以非現代性的、非功利的歷史眼光來解釋考察現代世界、現代中國，可能會真的成為儒商在二十一世紀自覺或不自覺的神圣天職。
　　實際上，要一句總結的話，應該這樣說：儒商是具有儒家理論修養及天下情懷，同時具有市場創新精神的熊彼特意義上的二十一世紀企業家，是時代的精英，是社會的稀缺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文明推進具有典范作用。